25日，安倍正式宣布日本全国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各地可以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特德罗斯也对此事发表评价，称日本近来新感染者大幅减少，死亡人数也有所减少，抗疫实施的对策“成功”，他还称赞日本今后也将继续致力于确定感染途径。
这可能是日本自疫情开始以来，第一次得到官方的高度正面评价。
日本从1月下旬确认第一例感染，到现在已有4月之久。但日本政府实施的各项防疫措施，的确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开始的疫情数据不透明，PCR检测量也一直难以提升，日本政府也没有封路封城，美国媒体这样形容日本的抗疫：
“在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日本似乎做错了一切。它仅检测了其人口的0.185％，其社会隔离做得三心二意，而且大多数日本人对政府对策持批评态度。”
而且日本政府因为没有权力强制对民众做出要求，发出的防疫措施都只能是“请求”。
民众在自肃期间出门旅游、弹子球店拒绝停业，政府也没办法进行惩罚，“可怜”到需要当地市长亲自上门拉横幅、发传单，劝导关门歇业。
在东京外出自律期间，人群聚集的商业街附近，能看到不少警员、政府职员举着“stay home”的牌子，对路过行人好言相劝，请大家赶快回家……
但就在这种“软弱”的防疫措施下，日本的疫情走势在3、4月爆发后却真的走向了缓和，到5月下旬全国每天新增确诊已经下降到2位数以内。
朝日新闻对G7国家每10万人中的累计感染人数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日本10万人中的感染人数为13.2人，是最少的一个。
据美国JOHNS HOPKINS数据统计，在全球主要疫情国家中，日本每10万人中死亡率为0.64，排在全球最低的第16位。
海外媒体对此也十分不解和震惊，甚至用了“不可思议的谜”来形容日本疫情的发展，之前唱衰日本的多方媒体现在也改口承认，尽管没有强制力的外出自肃，PCR检查数也很少，但日本的感染并没有扩大。
日本是如何做到“成功防疫”的？这一点可能连日本政府自己都不清楚。硬要说日本政府防疫有方，大多数日本人恐怕都不会认可。
连核酸检测都没有认真做好，核酸检测人数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疫情国家里最少的，重症监护病房（ICU）也不完善，不仅对应速度慢，还人为地设了好些阻碍核酸检测的关卡。
一户人家发2个小小的布口罩，这事已经成为日本广为人知的最新笑话。
所以，日本各界对政府的批判声不断，只要看一下最近日本国民反对安倍首相的人数超过了支持率，就很能说明问题。
有人从社会心理学及日本人的国民性这个角度来解说：日本爱洗手，不喜欢和人拥抱，甚至对做爱也不是很积极热情，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有效地减少了“3密”性质的接触，防止了疫情的扩展。
说得好像有点道理，但却不能叫人信服。
甚至有人夸奖东京都小池百合子知事引导有方，说有些评论家赞誉她的做法像银座夜店里的“妈妈桑”那样，每天在电视上苦口婆心地劝大家：
“要有忍耐心，守在家里不要外出，也不要去外地，更不要去那种3密的地方，乖一点，帮帮忙啊！等疫情过后我来陪你们喝一杯！……”
于是，一大帮日本大男人就不乱说乱动了，产生的防疫效果居然还不错。
母爱性诱导肯定会有些效果的吧，但是真的那么神奇的话，日本可以组织大队的“妈妈桑”志愿队去疫情严重国家战疫了。
最有说服力的推定性分析是，日本人小时候都接种过卡介苗，而正是这个卡介苗抵御新冠病毒的作用。
亚洲国家普遍接种卡介苗，所以这次疫情袭来，整体医疗条件不及欧美的亚洲国家的死亡率却大大低于欧美国家。
确实美国、意大利都没有定期接种卡介苗的习惯，西班牙也于1981年停掉了一律性的卡介苗接种。
看来是这个假定可能是正解了，却有一个事例无法说明。那就是法国于并不遥远的2007年也做过卡介苗接种，然而照样疫情严重。
日本出现的最新说法是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系教授上久保靖彦特定教授等人提出的“日本人集体免疫”论。
他们的理论是新冠病毒有 K型和 G型这2个种类，在中国爆发的是新冠病毒中毒性较小的 K型。
当日本犹犹豫豫地直到3月下旬才开始禁止中国游客入境时，早已经有184万中国游客进入了日本。因为新冠病毒K型毒性较小，日本人还未觉察发病之前实际上早已集体感染并获得了集体免疫力。 而美英等国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措施采取得比较早，K型病毒没有怎么进入那些国家。后来K型病毒在上海变异为毒性很强的G型病毒，才被人感染并带入意大利，直至在欧美扩散开来。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病院内科学预防医学中心的一石英一郎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假设，非常有价值。期待今后用实际证据来验证。” 所以日本的疫情是好转了，但好转的原因，似乎谁也不能确定。因此对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很大的参考性，惟有详细研究后，才有可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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